東方早報藝術評論
1966年寶山區顧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黃花梨木“昭來堂”銘圓盒
1966年寶山區顧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紫檀木筆筒
1966年寶山區顧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黃花梨木蓋端石風字硯
1966年4月，上海市寶山縣顧村發現明代萬曆年間朱守城夫婦合葬墓，明季著名書畫家為其墓前建築書額，看來，朱守城是一位頗有聲望的萬曆文人。 在墓主朱守城頭部兩側出土了硯、筆筒、筆屏、印盒、鎮紙、壓尺、文具盒、圓盒與香筒等14件文具，是迄今為止考古出土的明代墓葬中最為完整精美的一套。
華慈祥
1966年4月，上海市寶山縣顧村公社秦江生產隊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一座古墓，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即對古墓進行清理，確定是明代萬曆年間朱守城夫婦合葬墓。 結合墓內出土的買地券與地方史資料，確認朱守城為宋桂林宣撫使朱存仁之後，明季著名書畫家為其墓前建築書額，看來，朱守城是一位頗有聲望的萬曆文人。
此墓一穴三棺，中間主棺入殮的即墓主朱守城，在其頭部兩側出土了硯、筆筒、筆屏、印盒、鎮紙、壓尺、文具盒、圓盒與香筒等14件文具，是迄今為止考古出土的明代墓葬中最為完整精美的一套。 由於出土的文具品類眾多，本文擇而論之。
硯
墓中出硯兩方，一方箕形端硯，長22厘米、寬13.8厘米、高3厘米。 箕形。 硯首弧形起邊，硯尾弧形，硯兩側邊與硯首和硯尾弧形相連，中間內收，硯首比硯尾窄，硯堂呈斜坡狀，硯心微凹，墨池較深且廣，幾乎佔硯面的二分之一，硯面留有一眼。 硯首低垂著地，硯尾處有兩口徑漸收的圓柱形小足。 附黃花梨木硯盒，依硯形整挖，下承四條形矮足。 另一方長方形碧玉硯，長8.5厘米、寬4.4厘米、高1.9厘米。 碧玉質，有較多玉花和綹裂，扁長方形。 在平坦的硯面上挖出一深一淺、一小一大兩個圓池，作墨池與硯堂之用。 硯背平。 硯身打磨光潔。 附黃花梨木硯盒。
箕形硯是最為多見的硯式之一，形如簸箕，出現於唐代。 明代的箕形硯呈現出多種樣式，有保持早期箕形硯的基本風格，略作改動的，也有與傳統箕形硯差異很大的。 如朱守城夫婦墓出土的箕形端硯，硯形與早期的幾乎一樣，只是雙圓足縮水，與早期較為粗壯的足相比尤顯單薄。
玉硯不宜發墨，主要作用是碾磨硃砂，考古發掘中最早的玉硯出土於內蒙古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出有玉硯兩方，明代玉硯造型端莊大方，渾厚樸實，飾紋硯較少，一般無過多裝飾；器型有長方形、抄手形、橢圓形、圓形、蟬形等。
筆屏
墓中出土的筆屏通高20厘米，底座長17厘米，寬8.5厘米，是一種筆插與硯屏組合而成的文具，非常少見。 筆插是一種豎向的置筆用具。 器身如口字形，下部的底座上有數個孔洞，底座上豎兩根立柱，立柱之間有橫梁，橫樑上有若干圓孔，可供插筆。 硯屏則是置於硯邊，用於遮風障塵的小屏風。 筆屏組合了兩者的功用，插筆與遮風障塵兩不誤。
明高濂的《遵生八箋》中有文房器具篇，專條記錄“筆屏”，筆屏“鑲屏插筆”，“大者長可四寸，髙三寸者”，其驚艷之處在大理石質的屏心，高濂曰：“有大理舊石，儼狀山高月小者，東山月上者，萬山春靄者，皆餘目見。”墓中所出的筆屏，雖無山高月小，東山月出之狀，但言其有些萬山春靄之姿，還是可以想像的。
筆筒
作為文房用具的主力——筆筒，在中國出現大概在明代的中晚期。 記載筆筒較多的是明代的文獻。 據《天水冰山錄》記載，查抄明代一代權相嚴嵩(1480-1567年)家產的清單上，列有牙廂(鑲)棕木筆筒、象牙牛角筆筒、哥窯碎磁筆筒等。
文震亨《長物誌》筆筒專條云：“(筆筒)湘竹、棕櫚者佳，毛竹以古銅鑲者為雅，紫檀、烏木、花梨亦間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箋》筆筒條曰：“(筆筒)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坐為雅，餘不入品。”文、屠二人皆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對當時的文房器具多有記述。 二人皆鍾情於竹木的雅潔，對其他質地的筆筒關注不夠。
在明代中晚期的繪畫與版畫上，筆筒也有較多表現。 如仇英的“桐陰畫靜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陳洪綬的“飲酒讀書圖”(上海博物館藏)，萬曆年間刻本《狀元圖考》之“胡廣”、萬曆四十五年刊本《原本還魂記》插圖、崇禎年間刻本《鬱輪袍》之“求配”等畫上，筆筒已成為文房四寶的輔助用品。
而在考古發掘中明代的筆筒可以此墓出土的紫檀筆筒為代表。 此器高15.5厘米，口徑8.8厘米，上大下小，素面，口沿的端部打窪，從近口沿的一厘米處往下減地，為素身的圓筒留下一周玉帶。 底部的處理更是匠心獨運，由於一木連做的筆筒極易開裂，故此處的底部是另外加工的，然後與筒身相接，座下承三矮足。
鎮紙
墓中出土的紅木長方形嵌螺鈿鎮紙，長10.8厘米，寬7.2厘米，高2厘米，是一種最常見的壓紙用具，鎮紙大多取動物造型，用銅、鐵、石、玉、竹、木、瓷、水晶、象牙等製作。
宋人的文獻中已有了鎮紙，宋陶榖《清異錄》提到了為鎮紙起各種有趣的別號：“歐陽通善書，修飾文具，其家藏遺物尚多，皆就刻名號……鎮紙曰套子龜、小連城、千鈞史。”宋杜倌的《雲林石譜》記載有飯石、桃花石做的鎮紙。 《元史》中有像牙鎮紙。 明高濂的《遵生八箋》和文震亨的《長物誌》都有鎮紙專條。 高濂還有聲有色地描述了各種質地的鎮紙。 如鎏金辟邪臥馬、大銅虎、白玉獵狗、玉兔、玉牛、玉馬、玉鹿、玉羊、日月瑪瑙石鼓、瑪瑙蹲虎、水晶石鼓、酒黃水晶抵牛等等。
專門製作一些物件以作鎮紙出現於唐代。 傳世與出土的唐代長沙窯有獅形、蛙形、人物形、異獸形等多種鎮紙樣式。 西安東郊唐韋美美墓出土一件玉兔形鎮，下為長方形底座，上雕一背拱起作伏臥狀的兔，洗練傳神。
宋代，鎮紙已較為普遍。 出土有文房用具的宋代墓葬和窖藏大多會有鎮紙出現。 如四川大邑縣安仁鎮南宋初年窖藏有黃臘石坐佛鎮紙；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年間史繩祖墓有白玉兔形鎮紙；浙江諸暨南宋慶元年間董康嗣夫婦墓有石雕犀牛鎮紙；江蘇武進南宋墓有幾何形素面的水晶、象牙鎮紙。 從這些考古資料分析，鎮紙在宋代不但有石、玉、水晶和象牙多種質料，器型也是豐富多彩。 後世鎮紙的三種類型(人物、動物、幾何形)都已具備。
明清時期的鎮紙已成為文房中的主角之一，由於鎮紙的實用價值在於以自身的質量壓紙，故明清鎮紙以銅、鐵、石、玉、瑪瑙、水晶等比重較大的材質為主。 而朱守城墓中出土的鎮紙以紅木為之，上部挖出蓋面，其上以螺鈿嵌出胡人戲獅圖(螺鈿大多脫落)，蓋面有軸與器身相連，使其可以直立。 故此物是一件既有鎮紙之用又可玩賞的文房雅物。
壓尺
墓中出土的兩件尺形物在文房用具中稱為壓尺。
壓尺，或稱為鎮尺、書尺，分為兩種，一種作尺形，另一種在尺形器上有立體裝飾，都以長條形的平面壓紙。 材質見有銅、鐵、木、竹、玉、石、象牙等。
宋龍大淵的《古玉圖譜》錄有玉制琱文書尺、琅玕書尺、獸紐書尺。 宋週必大在《玉堂雜記》中記有“壓尺”，宋李昭玘撰《樂靜集》記有白石壓尺，宋劉宰的《漫塘集》記有檀香壓尺，明吳寬《家藏集》有“桃竹壓尺銘”，文震亨的《長物誌》有壓尺專條，雲：“以紫檀烏木為之，上用舊玉璏為紐，俗所稱昭文帯是也。有倭人鏒金雙桃銀葉為紐，雖極工致，亦非雅物。又有中透一竅，內藏刀錐之屬者，尤為俗制。”記錄的壓尺上有玉璏紐，並批評日本的壓尺不雅。 高濂的《遵生八箋》也有類似的壓尺專條。
最早的壓尺出現於遼宋時期，往往是成對的。 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的遼代窖藏中發現有頁岩石做的壓尺一對，淮安宋墓有漆壓尺，這兩件器物作長方形，屬於第一種壓尺。 福建茶園山南宋許峻墓和江蘇江浦黃悅嶺南宋慶元年間張同之夫婦墓都出土長條形的銅壓尺一對，壓尺的中間分別有獸形紐和八楞形紐。 紐的作用是為了方便提拿壓尺，是為第二種壓尺。
元代的壓尺還是這兩種，成對出現。 元集寧路遺址有銅壓尺，正面刻夔紋，中立怪獸。 山西大同市元馮道真、王青墓有長條形鐵壓尺。
明代的壓尺與元代類似，朱守城夫婦墓出有紅木嵌玉壓尺，一件為紫檀木質，長21.8厘米，寬1.3厘米，高1.5厘米，嵌有橋形白玉飾。 一件壓尺中間嵌一白玉臥犬，為黃花梨質，長28.2厘米，寬3厘米，高1.8厘米。 此件白玉臥犬從玉雕的藝術風格上看，應該是宋代的。 文震亨說壓尺“以紫檀烏木為之，上用舊玉璏為紐”是同一類型。 巧合的是，文震亨與朱守城都是明萬曆年間的江南人。
印盒
墓內出土的印盒有三，一件為黃花梨木圓形素面印盒，高2.7厘米，直徑7.1厘米，光素無飾。一件是紫檀木嵌螺鈿橢圓形印盒，高2.8厘米，直徑5.5厘米，所嵌圖案應是蟠螭紋，可惜已脫落；盒、蓋的口沿部以銀絲嵌出迴紋，製作精細。 一件是紫檀木嵌螺鈿圓形印盒，高3厘米，直徑8.2厘米，蓋面以螺鈿嵌出松鶴延年圖。
印盒，又稱印色池，是為存放印泥，以備鈐印之用的器皿。 材質見有瓷、玉、漆、紫砂等，器型以扁圓形為多。
文獻中關於印盒的記載並不多，明高濂的《遵生八箋》有印色池專條：“印色池，以磁為佳，而玉亦未能勝也，故今官、哥窯者，貴甚。餘見二窯印池，方者尚有十數，四八角並委角者，僅見一二，色亦不佳。餘齋有三代玉方池，內外土銹，血侵四裹，不知何用？今以為古玉文具中印池，似甚合宜。又見定窯方池，佳甚，外有印花紋，此亦少者。有陸子岡(剛)做周身連蓋滾螭白玉印池，工致侔古，今多效制。近日新燒有蓋白定長方印池，並青花白地純白磁者，此古未有，當多蓄之，且有長六七寸者，甚佳。”
書中說印盒以瓷為佳，提到了官窯、哥窯、定窯以及景德鎮的青花印盒；玉印盒也十分合宜，特別是陸子剛制的螭蚊玉印盒。
從印盒實物來看，在唐代，已經有印盒，當時，在儲藏印章的金屬盒底往往放有印泥，以方便隨時鈐印，可以說，是一種印章和印泥的兩用盒。
唐宋的瓷器中，有一批被稱為粉盒或油盒，唐代有越窯、邢窯和長沙窯等產品；宋代的景德鎮窯、越窯、定窯和耀州窯等均有燒製。 與後世的印盒形制相似，是否其中有用作印盒之用，尚待進一步的考古研究。
明清的印盒材質多樣，有瓷、玉、木、銅、漆等。 以瓷、玉、木印盒為多。 ■
(作者係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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