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6日 星期三

對唐代開元通寶諸多問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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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圖1 圖1背左上角月 圖1背左上角月 元寶寄郭大字 元寶寄郭大字
上海 周延齡
“開元通寶”錢,始鑄於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它的誕生在中國乃至東方貨幣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首先,它廢除了沿用了千餘年的錢幣計重製,開創了通寶錢體系;其次,創立了新的衡重標准單位——“錢”;“開元通寶”的錢文佈局與形制重量,為唐及以後的鑄幣標準化和製度化奠定了基礎。
在唐代290餘年的歷史中,“開元通寶”始終是最主要和基本的流通貨幣。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鑄的“乾封泉寶”錢, 行用不足一年就作廢了。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及次年鑄“乾元重寶”當十錢和重輪當五十錢,是安史之亂形勢下戰時貨幣經濟的產物。 而大歷、建中年間(公元766-783年)出現的“大曆元寶”和“建中通寶”錢幣,從出土區域及形制上分析,應該是區域​​性貨幣。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桂陽監鑄的“咸通玄寶”錢,則是限於一時一地的試鑄性錢幣,發現的數量遠遠不能和“開元通寶”錢相比。
開元錢在唐代鑄期近三百年,唐以後及周邊鄰國亦有仿鑄。 鑄期長、鑄量大。 “開元通寶”在材質、文字、形制上又有不少較大和細小的變化,加之月紋、星紋和雲紋位置與形狀變化,從版別的意義上使其極為複雜。 故它的斷代和分類,一直是久議未決的問題。
短一元元傍星 短一元元傍星
對唐“開元通寶”分期分類及版別的研究,是中國貨幣史和錢幣學研究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國內外學者都做了大量的探索和考證。 我國學者彭信威先生在《中國貨幣史》“唐代的貨幣”一章中,對開元錢文字的演變、種類的區分、月紋的來源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闡述與研究。 徐殿魁先生在《唐代開元通寶的主要品類和分期》一文中,根據開元錢的材質和形制來分​​類,並參考了近年在考古發掘紀年墓中出土的開元錢,排比歸納,做了有益的探索和總結。 杜維善、顧小坤先生著的《開元通寶系年彙考》,對“開元通寶”的分期、錢文演變及鑄錢方法提出看法與描述。 中國錢幣學會和各地學會也極為重視唐開元錢的研究,新的成果不斷出現。 如陝西省錢幣學會出版有唐代錢幣專輯,進行專題研究。 日本學者在開元錢的版別分類與定名上,做了細緻的開創性的工作。 如《上方錢帖》、《收集》雜誌登載的開元錢分類的文章,前田光男先生的《開元通寶錢譜》等。 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使唐開元錢的研究,不再有前輩“自會昌一種外,莫能辯為某期物”的感嘆!
我認為唐“開元通寶”錢在斷代與版別分類上,應以年代沿革為經線,文字變化為緯線來劃分其鑄時與版別。 而年代沿革則以紀年唐墓出土的開元錢種類為主,錢幣形制與特徵為輔來區分;文字變化則以文字的主要變化分為一大類,次要變化則列在各大類下分成不同的小類。 在分類上宜粗不宜細,重視字形的大變化和忽略細小變異,使唐“開元通寶”錢的分類有個大致的清晰的主線。
唐武德四年最初鑄的“開元通寶”的錢文與文字,史書明載是初唐四大書家之一的歐陽詢所製詞並書寫,書體含八分、篆、隸三體。 從諸多初唐、盛唐紀年墓出土的開元錢中,此版別佔有相當比例。 較為典型的為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的吳王妃楊氏紀年墓出土的“開元通寶”,文字主要特徵為:“元”字第一筆短,“通”字走之旁三斜撇不連,“寶”字“貝”部兩橫與兩豎亦不連,細緣,光背,按文字特徵在版別分類中稱其為:短一元。 文字特徵“短一元“類的錢幣其文字和類別特徵在其後的鑄行中有很多的變化,如元寶寄郭、接郭、直元、闊緣等類別。 自始鑄至唐末也一直在鑄行,我們從唐後期鑄的會昌開元里也能見到面文有短一元風格的錢幣。 武德初,唐國勢初定,但許多地區仍處在戰亂和割據中,如河南竇建德、河北劉黑闥、江南輔公石、陝北梁師都等。 因此,嚴格來講,此時的開元錢流通的區域面積不是很大的,我們從唐初的鑄錢監和鑄爐分佈上也可以看到當時的這個現實。 只有在唐太宗貞觀年間進兵嶺南、拓展西域與解決梁師都割據勢力後,隨著版圖的擴大,開元錢才在更大的區域內鑄行和流通。 但開元錢的文字與形制也有了一些變化。 如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韋幾紀年墓,出土的開元錢有形制為“短一元”闊緣的新版別。
大字左月古钱 大字左月古錢
唐鄭仁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紀年墓與河南偃師唐宋禎神龍二年(公元706年)紀年墓出土的開元錢,為我們提供了更為詳盡的開元錢的版別資料,並從中發現了“短一元”元寶寄郭與“容弱版”的開元錢。 “容弱”是版別的一種名稱,其文字與形制特徵為:“開”內井雙橫短,使“井”字狹長,“元”字第一橫較“短一元”長,元兩足間隔開,“通”字走底部有變異,錢背分為光背或穿上下、四角可見直長形之月紋。 但月紋的出現不會在這種版別的開鑄時,在時間上月紋的出現會更晚一點。
在唐高宗和武則天統治期間,開元錢在文字和形制有了許多新變化,如大字、遒勁、小字等版別也應該在此時出現的。 所謂“大字”是錢文四字碩大,“元”字開足,“通”字頭略仰,“走”部三撇相連。 “遒勁”同“大字”元字第二筆方折,背四隅多見有角月。 “小字”則四字偏小,特徵是“元”字第三筆長,“通”頭圓彎大,狹“寶”,有“元”字分左、右、雙挑。 尤其是山西長治唐王惠紀年墓出土的“平頭通”開元錢,使“平頭通”版別的出現有了一個大致的年代上限,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左右。 “平頭通”的文字特徵為:文字較闊,“元”字第一橫長,第二筆左挑,亦有雙挑者;“通”字頭較短一元長並平寬,“通”走部三撇成點狀或相連;“寶”字“貝”部中兩橫與兩豎接;外緣稍闊;錢形稍大。 從文字特徵上可以看到它與“短一元”在文字上的延續與發展,顯得更規範與規整,而少了當初歐陽詢書寫文字的流動與活潑感。 其後出現“低頭通”開元錢文字與之類似,只是“通”頭更狹。 兩者錢背多見月紋。 但有些月紋則極罕見,如背四月、角月紋。 還發現有錢背鑄有云紋的開元錢。 “平頭通”和“低頭通”形式錢文的出現,開元錢至此似乎已完成了它在面文文字意義上的版別演變。 安史之亂以後,我們已經很難見到文字變化上可稱為版別的錢幣了。 頻改錢文可能與盜鑄盛行有關,惡錢在流通中起到了驅逐官鑄好錢的作用,並使物價不穩,朝廷收入減少。 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史書記載“開元通寶”不僅在鑄錢的錢監和數量上有了增加,在重量上也增加了近一成。 按中國貨幣的演變規律來講,鑄錢是由開始的大而重向小而輕演變,而開元錢在盛唐時一改早期錢制加重錢的重量,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盛唐時鑄行與流通的開元錢版別,從出土的紀年唐墓中分析,有“短一元”、“容弱”、“低頭通”和“平頭通”等。 另外,是開元錢背鑄月紋大量出現,此時的月紋與“容弱”、“大字”、“遒勁”、小字版的甲紋比較,不那麼平直細長而顯得短小彎曲。
“開元通寶”背鑄月紋的含義,已有幾個觀點。 如《唐會要》引鄭虔《會粹》書中言:歐陽詢進開元錢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痕。 《改齊漫錄》中則記有開元錢背甲痕為楊貴妃所掐。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書中則認為,甲痕是受到了波斯、大食和突厥的外來影響。 由於甲痕傳說不是正史所載,外來之說也沒有確鑿的證據,只是一種推測。
月紋的產生我認為應該與唐時的崇月風俗有關。 遠古時期的人們就盛行祭月、拜月之風。 《山海經》、《楚辭》中就有了月宮的神話,《禮記》中記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這就是原始的月亮崇拜,也是之後賞月風俗的源頭。 從唐代的詩賦中我們可以看到,詠月、賞月的詩賦連篇累牘、不勝枚舉。 八月十五中秋節也正是在唐代才在民間約定成俗的。 唐人稱中秋節為“端正月”,節日里的主要活動是賞月、拜月和觀月,繼而增添和發展到賞桂、觀潮、吃月餅等與月亮有關的內容,並影響到了鄰近如日本、朝鮮等周邊地區,平安時期的日本宮廷也每年舉行賞月儀式,到了盛唐時王室和民間崇月風俗達到了頂峰。 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唐玄宗每年八月十五中秋節都要賞月,並在長安太液池的西岸築有一座百尺高台,稱“賞月台”,為每年與貴妃一起賞月而用。 另外流傳有極富傳奇色彩的唐玄宗夜游月宮的傳說,《龍城錄》載: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與申天師和道士鴻都中秋賞月,由天師行法,三人步上雲霄漫游月宮。 事後由玄宗回憶起月中仙娥的音樂與歌舞,創作了音樂與舞蹈史上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曲》。 皇室與民間的崇月風氣、中秋花好月圓的大唐氣象,是值得慶賀的佳節盛事。 這應該是盛唐崇月風俗在錢幣文化上得以反映的直接證據,也是玄宗年間大量產生“開元通寶”背鑄月紋的重要原因。
由於朝廷在盛唐期間多次下詔禁惡錢流通,並以官鑄好錢換惡錢,所以出土的錢幣大都形大足重,大致反映了安史之亂前流通中的錢幣質量情況。
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發動叛亂。 三年後,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平叛之需開始鑄“乾元重寶”虛值大錢。 民多盜鑄,物價騰貴。 我認為,在這些年裡,“開元通寶”可能已經停鑄,至少不可能鑄足重的小平錢了。
中唐以後,“開元通寶”面文已經沒有太大的變化。 會昌開元中的幾種異書版似乎很有特點,如異書背“益”、與“宣”。 “會昌開元”還另發現一些異書但數量很少。 唐後所鑄開元錢,有些由於文字與唐鑄的錢幣相同而不易分辨,有些如閩開元則很易區分。 另有一些文字變化很大的開元錢,俗稱“周元手”、“唐國手”、助國手“等都應該是唐後鑄的。中唐後大部分錢幣可見的主要特徵是:鑄造不精,形制偏小,錢重減輕;錢背月紋則變化極大。月紋形態上不規整,有雙月、三月紋和星紋雲紋與月紋同鑄的情況出現。
月 紋的形制(比如仰月、俯月、肥月、細月等)和在錢背的位置(穿下斜月、角月、上下月、左右月等)在開始時可能是與鑄時鑄地有一定的關聯,因為在定制上有不 少規律可尋,如:穿下左向斜月在“小字”版,左右月文在“小字”版及中晚期開元中多見,俯月紋在盛唐開元中多見,背穿右的月紋的錢幣在各個時期都比較少 見。 有些月紋只是在某個時期某種錢文特徵的錢幣上出現,而在其他錢文的開元錢上不可能有類似月紋。 這 些特徵和規律多少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信息,月紋在錢背的位置可能與鑄時或鑄地有關,但在中後期,從已發現的錢幣月紋變化上已經沒有規律可循了,可以見到的月 紋與其他如星紋和類雲紋同鑄在錢背上,分析是當時用早期的錢幣作母錢翻鑄錢幣而在錢背重做標記,故流通的錢幣面文不同而背紋變得豐富起來。 但在中期錢幣上,也仍有一些我們迄今不能解讀的符號與月紋同時出現。 月紋在錢幣上的位置變化,由於它們的載體都是月紋,因此,鑄時與鑄地並不能說明月紋的含義,最多代表了月紋在錢幣中的方位或月紋的形態變化。 這些變化從紀年唐墓出土錢中也可見一斑。
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禁佛教、廢佛寺、毀銅像等歸鹽鐵使鑄錢。 除年號“會昌”外,背文名有二十餘種,洛、益、京、荊、藍、越、襄、宣、洪、兗、潤、鄂、平、福、興、廣、桂、潭、丹、梓、樑等。 另有“永”字,原有爭議,今則有五代錢幣窖藏出土為證。 安史之亂後,由於四川、淮河以南受戰亂影響較小,經濟重心漸而南移。 會昌開元二十三個鑄錢州郡中,秦嶺淮河以南地域即佔了十七處。 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 盡黜會昌新政,新錢以字可辨,复鑄為像。 可以推測,“會昌開元”從存世與出土數量上來判斷決不是單單是在一年內鑄造的,自會昌五年始至唐亡的六十年時間裡,各地仍在繼續鑄造和使用背鑄州名的“會昌開元”。 “會昌開元”在其後的紀年墓葬與唐後的錢幣窖藏中也有不少的出土與發現。
從“會昌開元”錢背州郡字名鑄法上來分析,背字應該是由兩種方法鑄成的。 一種是在母錢壓印後,背字由加戳形成,稱“加戳錢”。 特徵是背字高或低於錢內外郭,或置在內外郭上,字間筆劃不甚清晰,字位升降仰俯無定規。 第二種稱“刻製錢”,其背字與面文同時製作,特徵是背字較前者大並有變化,背字與內外郭側視同樣高低,字與錢體結合自然一體。 後者的發現量較少。 而加戳在會昌錢上的應用,應該是受到了印章的啟發和影響,如宋錢活字法鑄錢的觀點得以成立的話,會昌錢背字加戳應該是這類鑄法的源頭。
唐代晚期鑄造與流通的開元錢,除部分還算工整外,大部分是用舊​​錢翻鑄的。 故錢文模糊不晰,質次形小,錢背的月紋也無章法可言。 這也是晚唐內有宦官專權和南衙北司之爭,外有藩鎮割據和農民起義之憂,中央政府無力控制局面在鑄錢上的一個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唐時,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伊塞克湖、塔拉斯河及楚河地區,有昭武九姓與西突厥汗國。 七世紀中葉,昭武九姓諸國為唐的羈縻州,將其分府州兩級加以管理。 唐景龍三年(公元709年)起,唐朝多次冊封突騎施首領為可汗,突騎施在抵禦大食入侵,保衛唐西部邊疆中作出重要的貢獻。 由於這一地區漢魏時稱粟特,故又稱粟特地區。
七至八世紀,粟特地區在唐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巨大影響下,大量鑄造與流通仿唐制青銅方孔圓錢。 錢面為“開元通寶”,錢背有族徽與粟特文的王名稱號或只鑄族徽,也有素背的。 鑄地在撒馬爾汗與布哈拉等地。 該地區發現的出土錢幣較大的地點有片治肯特城址(今塔吉克片治肯特城東南),阿克別希姆城址(今吉爾吉斯托克馬克城西南)。 在斯米爾諾娃《粟特青銅幣總目》與李鐵生先生編著的《古中亞幣(前伊斯蘭王朝)》亦有披露與研究。 朝鮮與安南也鑄過“開元通寶”,可見開元錢對周邊地區的影響是深遠的。
對唐“開元通寶”錢的鑄造方法的探討,錢幣界對此也爭論激烈,但仍無定論。 有失蠟法、範鑄法、翻砂法等論點。 曾見有開元錢範拓圖,取自《古錢藪》,從範上的形制分析當為後期偽作。 日本奈良飛鳥池遺址出土的富本錢翻砂鑄造的砂型殘範的發現,為唐“開元通寶”的屬翻砂法鑄造的論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因為富本錢鑄時與開元錢相近,而當時日本的錢幣形制和鑄造方法,應該是以唐錢為標準的。 迄今我們沒有見到可以確認的“開元通寶”鑄範,而從開元錢幣上出現的錯位、重文等現象,也為翻砂鑄錢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但早期的開元錢似乎與中後期的鑄法又有不同,它應該是改範鑄進而用翻砂法鑄錢之間的一種過渡。 對翻砂母錢的認定,目前或許存在認知上的偏差,應該將不同年代與地區不同文字版別的錢幣區分開來,而那些銅質精良,內外郭經挫磨、錢徑大於同版別的錢幣,大概就是我們要找的母錢。
唐“開元通寶”需要解決的問題仍有不少,在版別分類與定名上,也有不少有待商榷之處。 據聞目前“開元通寶”的分類書籍正在編著中,希望能有更新的成果。 本文作為一個階段的研究心得,總結起來供讀者批評,以利提高對唐錢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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